「回儿!」
  「为什麽不呢?四十多岁的女人,一个个作小白天使状,面孔化妆得似大殓入棺模样,还充其拥有弱小心灵,想假冒廿九岁零十一个半月……算了吧。」
  「你当心进拔舌地狱。」
  我不在乎,「要拔大家拔,陪我的人多得很,我顶多轮在湾仔,不知多少人在宵湾。」
  「上班去,我说不过你。」
  我笑一笑,回公司。
  公司里的人也不可爱,一个个明争暗斗,没有一个是省油的灯,尤其是几个拍马拍得进的小瘪三,时常超级踩人,不好应付。
  我并不是宠将,说我特别会做,我不见得,特别不会做,当然也不是,反正我会混,嘻嘻哈哈胡调,老板你不满意吗?无所谓,再做一次,反正时间是公司的,早受收买,心里不舒服,想想比上不足,比下有馀,也就算了,外头还把我当女强人呢,家家有本难念的经,谁没有苦水,吐个屁。
  可是在公司同这班牛鬼蛇神,贩夫走卒混,月底还能发下薪水来,辞了工又该作啥?搓麻将、逛街、吃茶?几时到老?
  不可能的事。
  这份工作实是无选择中的选择。
  国际新闻社里,当然有各式人等,包括美籍日本人、中印混血儿、法国马赛人、美国德州人、葡英混血……单单少中国人。
  这也是母亲担心的道理,没有中国人?她深深害怕将来的女婿不是黄炎子弟!怕得要,再安慰她也不管用。
  但是要我到哪儿去找好的中国男人来一嫁了之?
  真头痛。
  慢慢来吧,我也向往结婚,希望像俗话形容的「嫁得好」,但此事不能强求,我连密友都没有。
  法国小子法朗索娃推门进来,「那份香港前途的报告做好没有?」
  「单是楔子已经做死人,」我说:「全香港的报纸社论都有不同的方向,怎麽办?」
  法国人笑:「下班去喝杯酒吧。」
  我想起母亲的叮嘱,「不去了。」
  「怎麽了?」
  我看看他,微笑,「我头痛。」我指指头。
  「你这个家伙,怎麽忽然小家子气起来?」
  我不响。
  过一会儿我说:「法朗索娃,找别人去。」
  「我喜欢同你闲扯。」
  「人家玛歌很喜欢你,又是你同乡。」
  「你自己不去就算了,别跟我乱推荐人。」他生气的走出去。
  我叹口气,总会得罪人,你总会得罪人。
  没到一会儿,又有人进来,我抬头,是中葡混血儿亚方素。
  「嗨,蜜糖儿,」他说:「今夜有空?」
  「头痛,没空。」
  「拒人千里之外。」他说。
  我说:「你的中文没有进步呀。」
  「有没有帮助?你会不会对我青睐有加?我学中文都是为了你。」
  「别灌迷汤了,我已经三十岁,不受这一套,对外头打字员说去。」我摆手。
  「颜回,别恃宠生娇。」
  我说:「真的头痛。」
  他耸耸肩,「下午,我再来约你。」
  我关上门,燃枝烟,打开报告,刚预备做,那个日本人踢开门。他是我上司,我不得不
  敷衍他,同他混。
  我说:「早,今天心情如何?」
  「坏。」他一屁股坐下来。
  我连忙扯一个笑脸。
  「你那篇报告写得坏透。」
  「是是是。」我笑著说。
  「你是一个有才华的人,为什麽不施展出来?」
  「老板,你对我估价太高了。」
  「别找籍口。」他板著面孔。
  我仍然挂著假笑,假得像真的一样,心里想:小人得志,你这个混账王八羔子,有机会我把你切成八块,你这只乌龟。
  「是真的,你要求太高,你自己太能干,事事要一百分,所以我们这些八十分的伙计,你都看不入眼。」我张开嘴,滔滔不绝的假话一直流畅的吐出来。
  我不理他的反应如何,我只为保护自己。
  「我不管,你这报告写得不好的话,我会叫你一直写下去,写一千次!」
  「可以可以。不过下一次一定好。」
  「你是怎么搞的?一点都不专心!」
  「没法子,六年来一直是这样,也不知道别的老板怎麽想,居然做下来了。」死鬼,就是你特别爱找碴,你又不是老板,薪水又不是阁下发的,陪你混就混,我比谁不会混。
  「今夜有没有空?」正题目来了。
  先吓唬我、批评我、伤我自尊,把我说得一文不值,然後约会我,算是提携。
  我说:「我头痛,山本先生,我不想出去。」
  「约了别人吧?」
  「晚上打电话来查我,我会向你报告我头痛的最新状况。」
  他哼一声,不出声,我也看著他,不出声。
  而我们的母亲以为我们坐在办公室,只是听听电话,说说笑的优差。
  把山本打发走了,我才用心看了一下报告。
  最近工作效率很差,功夫上错漏百出,大概是时间到了,要嫁人才解决得了这种大问,那也得看嫁的是谁,弄得不好更加水深火热。
  很多女孩子希望有王子骑著白马踏踏而来,然而这王子若果养不活你,又有什麽用?
  我颇有点心灰意冷,单身女人如果没有一份工作,那是不行的,凡工作都有倾轧、排挤、斗争——除非阁下一辈子被压在最後一层,被压的滋味更不好受,故此只好向上爬,人在江湖,身不由己。
  我把头理在桌子上,在江湖太久了,咱们像定了型似的,很难走回家庭去。但我是这么累,我叹息,除却天边月,没人知。外表看上去,也还是一个焊强的时代女性。
  我刚安定没多久,美国人森姆探进头来,「怎么,颜,又郁郁不欢?」他是国际营中最公道的一个人。
  「你想我怎麽样?」我反问:「跃上办公桌跳肯肯舞?」
  「别拿我出气,访问杰出国际科学家一事,是否由你负责?」森姆问。
  「不是!怎麽推到我头上来?」我气愤,「那两个新丁为什麽不做?」
  「嘿,新丁得宠,你不得宠,总之你支老丁的薪水,做什麽工作有什麽关系?」
  「我要是跟日本人唱歌跳舞去,又自不同。」我说。
  森姆讶异,「 值得吗?他的薪水才比你多一两千,他又不能捧你上天。」
  「可是他能叫我受闲气。」我闷闷不乐。
  「谁不受气?」森姆说:「别说我阿Q。」
  「不会,我比你更Q,我乾脆姓Q。」
  「这是联络的地址电话,你好自为之吧!」森姆出去了。
  我无奈,背上相机,出发。
  那科学家年纪很轻,是中国人,长得很端正,一表人才,十分出色,姓陆。我为他做了一个很短的访问,便打道回府。反正写什么都会被日本人批评得树叶都落,他咬定了我不行,渐渐连他自己都相信起来,此刻,恐怕就算我答应与他出去吃饭跳舞,都来不及了,他仍然认为我是小学程度,人在上,我在下,除了忍无可忍,重新再忍之外,别无他法,每一间公司,每一个机构,都少不了这样无理取闹的人。
  管伙计合理、听话,持大学文凭,有十年经验,他还是爱踩就踩、一只臭皮鞋压上面孔来。
  每天早上,我在搽五百元一罐润肤霜的时候,就同自己说:这麽好保养为的是什麽?又没有丈夫儿女来吻别,不过是回公司去贴上司的冷屁股罢了,唉。
  可是天天还得做下去。
  习惯了。
  德国人议斯问我:「你不舒服?」
  「吃不下饭。」
  「看开点。」他笑。
  我坐下来,匆匆忙忙写好一篇访问,没有什么精粹可言,平平稳稳,普普通通,交上去。
  日本人出来说:「为什麽不自己交进来?别老叫信差走来走去好不好?」
  「好好好,我以为你关着门,不想人打扰你。」我仍然息事宁人,怎么都不同他摊牌。
  他拿著访问,看都没看仔细,「这开头不好,谁会看这样的句子?重写过。」用铅笔一笔勾销。
  我心想笑,又觉得不是笑的时候,从是挂上一个愁眉苦脸的面具。
  「你明白我说什麽?我猜想你不明我说什么。」他吼。
  我仍然一丝火气都没有。「我明白,我当然明白你说什么。」
  他进房去关上门。
  我耸耸肩。
  法朗索娃走过来,「干嘛?他跟你是耙上了。」顶关心的,「你什麽地方得罪他?」
  我问:「你真想知道?」
  他点点头。
  「三个月前,我前任老板临走之前同他说,颜回的稿子最好。这一下子赞坏了,如果我前任老板对他说,我简直可以代他的位置,我早就变成八块。谁想害死谁,就在他老板面前夸他你明不明白?」
  「我完全相信。」法朗索娃点头。
  「下了班去喝酒吧!」
  「好。」法朗索娃问:「你头不痛了吗?」
  「债多不愁,虱多不痒。」
  借酒浇愁,难怪中环酒吧,到下班时分挤满了酒客。
  大冢江湖混饭吃,谁当真救国救民?得过且过,但日本人偏偏日日跟我闹,他是想我辞工吧!但是我不会那麽做,不是不想争一口气,而是无处可去。